我有个毛病,就是喜欢把文章写成演讲稿,就是那种用嘴说出来很舒服,但阅读感很差的文字。因此,我写的文章并不好看,我写完回头校对的时候自己都尴尬。

但我渴望表达,渴望的是用嘴说出来的表达。我喜欢将话语和情绪的一部分融入进语气和神态中,从而简化语言。可能是因为某些东西无法用语言描述,也可能是因为我语文太差了。我说话的速度能勉强达到脑袋思考的速度,让我能用声音接近完整地表达想法,但写在纸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高考的时候我语文没过百,说实话这是我高中第一次,仅有的一次。反正最后是没有过于影响我的总成绩,我也就没费精力钻研这98分怎么打的。但认清了个事实就是我的语文真的很差。

说得有点远了。大家都懂今天是个什么日子,朝廷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国内的互联网做出了最大程度的限制,而大多数中国人还被蒙在鼓里。不过我欣慰地看见,在朝廷这几年的高压下,人们逐渐产生了以自嘲或嘲讽的方式抒发自己对当权者不满的情绪,或者说,反抗意识。知道六四这件事的人也越来越多了,但也止步于“知道”而已。毕竟朝廷已经焚书坑儒,我们再也无法在国内的媒体上看见有关的新闻或者讨论。

但是,人民的舌头是管不住的。除了翻墙者之外,六四在国人之间仅仅依靠口耳相传,且多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讲给年轻人的。这些公开的“秘密”,就以思想为媒介,继续传承下去。我最早接触六四,是从初中的老师开始的。刚听到老师暗示死人的时候,我仅仅是受到了惊吓,却因为未深入了解体会,并没感到震撼。直到后来看了一些资料,才对这件事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。与我相同的是,很多同龄人也都对此事有个印象,多为家里的长辈口述的。对于长辈来说,这件事是“公开的秘密”。

但显然,这种传承是有代数限制的。现今的大陆人对于自己现在的“生活环境”很满足,对他们来讲,知道这种“禁闻”也没有必要被记住,毕竟事情已经过去,现在的中共已经“不这么做”了。然后,中共大手一挥,这些人又争着抢着谴责别国“篡改历史”,抵制这抵制那,仿佛这么做有钱拿,百步笑五十步一般。

可以说,中共想达到的目的正是如此。更何况,2017年以来,我们也能看见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壤上上演了各种各样的魔幻剧。思想警察的出现不光让我们再次兄弟阋墙,更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大打折扣。显然,这种信任的折扣是有利于中共统治的。89年之后,中共就再也容不得任何形式的集会和抗争。中共害怕出现一大撮有共同思想的人,无论这撮人究竟有什么思想。所以,他们要不惜一切地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。从镇压彩虹旗到关闭今日头条、暴走漫画,都能看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子。

话虽这么说,我也确实无法揣测一个人的真实心理。对于我自己,我可能面对类似话题时搪塞过去,或者故作轻松地说出来再严肃地讲“这事很敏感”,又或者直接闭口不言,其实都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罢了。我当然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和它产生的影响,但我不敢。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个平常和自己关系很好的人会成为二五仔。在这片魔幻的土地上,沉默是生存最好的手段,拒绝遗忘是最好的抗争。我们会记住它,直到那个鼓掌不起劲也会被认为是反动的时代。而那个时代不远了。

在香港每年6月4日香港举行的悼念活动,已经渐渐被年轻人唾弃。年轻一代的香港人,多以“中国的事我们没必要关心”为由拒绝参与悼念。更多的人表示“不关心政治”。香港的年轻人对“中国人”这一身份认同感非常的低。自然,对于“邻国”发生的丑闻,“我们”也不用热脸贴冷屁股。他们认为,对于香港真正的民主政治,切断与大陆的联系,否定任何与“大中华意识”有关连的历史记忆是有必要的。香港人已经不对中国的改革或革命抱任何希望,在发现自己与“中国梦”原来格格不入,“中国人”身份认同(即使是文化上的)也自然随之而褪色,从而产生一种基于本土的“香港人”的身份认同,不再愿意纪念中国的六四。

但是,在香港那些参与集会的人眼中,“彰显公义和道德价值”都是出席集会的最重要理由。由此可见,即使早些年悼念六四或多或少是出于“民族情感”,但到了今天,经过承传和提炼后,悼念六四对参与者来说已转化为一股彰显公义的道德力量。在这种道德力量显现的背后,其实充满了对中国未来前途和民主改革可能性的悲观。